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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焕民深入涉藏地区30余次，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11月15日，文化和旅游部2022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扎根人民的艺术家”守望者——李焕民艺术研究展》在四川美术馆开幕，呈现其1930-1978、1979-2016两段艺术人生。
无论在生前、身后，还是在国内、国外，以李焕民作品为主要内容的展览都不少，这场新展，又将为我们呈现一个怎样的李焕民？从此次展览标题中，我们选取了“扎根”“艺术”“守望”“研究”这4个关键词，分别加以解读。
关于“扎根”：
从“李唤民”到“李焕民”，“不仅说事还要说美”
李焕民原名何国儒，这一点不少艺术爱好者都知道，不过，如果提到另一个化名“李唤民”，可能很多人就不太清楚了。此次展出文献中，无论是1951年的中央美术学院“美干班”毕业证书，上世纪50年代初的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证，还是这一时期的日历画片、自画像等作品，均署名“李唤民”。
原来，1947年何国儒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第二年就因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后取“唤起人民”之意化名“李唤民”前往解放区。
1951年初从中央美术学院“美干班”毕业后，“李唤民”被调入重庆《新华日报》美术组，创作了大量连环画、宣传画和年画，1953年他开始进入涉藏地区，随后近60年中30多次前往，每次往往长达半年以上。“时代教育了我，藏族人民哺育了我，我也力图全力去表现这个时代，塑造这个时代藏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李唤民”如何成为“李焕民”，现有资料还无法确切考证，不过上面这句话或许提供了一些线索。在《“扎根人民的艺术家”守望者——李焕民艺术研究展》策展人、四川美术馆展览策划部负责人冯石看来，“李唤民”进入涉藏地区以后，在艺术实践和时代背景下，逐渐认识到个体的渺小，认识到知识分子更应该用理想和行动融入群体、介入生活、扎根人民，这或许也成为其改名“李焕民”的重要动机。
实际上，李焕民“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与现代版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一脉相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受五四运动及鲁迅先生倡导新兴版画创作思想的影响，现实主义创作的人文精神一直根植于李焕民心中。”李焕民之女、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青稞说，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始终主张“深挖一口井”；同时，深入生活的目的就是发现美、观察美，也就是李焕民经常说的“不仅说事还要说美”。
这在创作水印套色木刻《藏族女孩》时，体现得尤为明显。李焕民一度尝试在画面中加上勘探队、医疗队，让孩子成了配角，后来他索性都去掉。“抖落一切多余的东西，用最洗练的刀法刻画出鲜活的灵魂，才是艺术的真谛。”《藏族女孩》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美术馆等收藏，他的多部作品集也以此为封面。
关于“艺术”：
以“动感”为重要抓手，坚持艺术语言守正创新
众所周知，李焕民以版画作为最重要的创作手段，不过，在他上世纪40年代进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中央美术学院“美干班”时，主要是跟随徐悲鸿等学习油画。转向版画创作，很大程度上源于老一辈版画家的支持和鼓励。
1953年，李焕民首次进入涉藏地区，在甘孜州挂职深入生活。到土司庄园拜访时，他在后院看到一些织地毯的人，“这些人衣裳褴褛，十分贫困，而所织的花毯却十分精美，令人感动”。带着草稿回到重庆，李焕民求教于版画前辈李少言，在后者的鼓励下，尝试用木刻的方式来表现普通劳动者传承并创造着民族文化。
藏族地毯色彩丰富，加之处于树荫之下，更显层次复杂，用什么刀法找不到参考。“技法上还没有系统学习过，靠自己悟，用三角刀挑，借鉴油画的堆砌手法。”李焕民之子李江说，地毯的质感、花纹在阴影中的变化都表现出来了。
李江认为，“动感”是李焕民艺术创作的重要抓手。同样源于此次甘孜之行的《高原峡谷》，将画面定格在医生背着药箱通过溜索过江的一瞬，用形象语言体现其献身精神和民族团结氛围；1957年的《扬青稞》，抓取藏族妇女托着盛满青稞麦草的簸箕，任风吹拂的劳动场景；1963年的《初踏黄金路》通过经典的S形构图，既表现了一条丰收之路，又将藏族人民“一步跨千年”迈进崭新时代刻画得淋漓尽致……
要达到预想中的艺术效果，创作的各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李江介绍，李焕民创作黑白木刻《攻读》，光是头就刻了6遍，草又刻了4遍。
作为套色木刻，《初踏黄金路》一共有8块印版，分别用来印刷青稞的黄色、牦牛的黑色等色彩，需要一点点叠加起来，做到严丝合缝。“小时候我帮父亲印了很多作品，但总是印不好。后来才知道不能平均用力，有些地方是不印的，有些地方又需要过渡，甚至可以说黑白灰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在印制过程中形成的。”
与此同时，李焕民并不墨守陈规，而是坚持艺术语言的守正创新。上世纪80年代，李焕民将中国传统岩画、壁画、雕版、石刻等艺术特色提炼出来，融入自己的版画创作。1983年的油印套色木刻《歌》尽管仍是藏族题材，却将草原、人物大大简化，前者如同装饰图案，后者如同剪纸，仅保留了外轮廓的韵律和美感。
关于“守望”：
从藏族题材到人文主义思想，奠定一生的创作基础
《“扎根人民的艺术家”守望者——李焕民艺术研究展》的一个重要主题词“守望者”，源于李焕民2014年的封刀之作《守望》。在宽97cm、高144cm的黑白木刻中，一位藏族妇女身着传统服饰，身背酥油筒，右手搭在额前遮住阳光，如雕塑一般向远处眺望。在当年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上，《守望》夺得银奖。
对于这件作品的由来，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梁时民记忆犹新。据他介绍，2012年，中国美协、四川省美协组织采风活动，前往阿坝州若尔盖县唐克镇“黄河九曲第一湾”等地，李焕民得知此事后，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的肺气肿，执意让儿子开车载着氧气瓶，带上半个世纪前的老照片跟团前往，寻访当年的“老邻居”。
最后一次走进涉藏地区，李焕民看到很多变化，感慨良多。“我觉得，一方面要守住藏族人民朴实的、有力度的精神品质；一方面也要看到时代在发展，看到美好的前景。”当年获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李焕民道出心中所想。
在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李焕民30多次走进涉藏地区，他对藏族人民的深情“守望”，凝结成“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颁奖词：“自踏上雪域高原之日起，就将心灵与情感融入这片土地，并成为讴歌这片土地的优秀歌手。”
不过，正如李江所言，“守望”的内涵或许并非唯一，不同观众、研究者可能有不同解读。李焕民的“守望”，或许还在更隐秘的精神层面。
冯石就通过梳理李焕民的大量文献发现，从1957年的油印套色木刻《扬青稞》的早期文本开始，其一生都在追问“天地人”的关系：“最后落实在版画上，三个人在房顶上形成稳定的‘山’字，云的走向与飘落的麦草一致，它们斜穿于人物之间，藏族妇女有向有背互相呼应，表情严肃。这是天、地、人之间的关系。”
随后，“天地人”的主题不断出现在李焕民几乎所有重要作品的手稿当中，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他试刻了一幅没有正式名称的黑白木刻，一个藏族男孩、一条小狗站在草原上，其炭笔草图直接以《天地人》命名。
“我们认为，这样的人文主义思想深深烙印在李焕民心中，是其一生思想轨迹、艺术风格和价值主张最为重要的基础。李焕民的进藏行为、艺术创作、共产主义理想和其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在这样的追问下得以统一。”冯石表示。
关于“研究”：
借由艺术家个案分析，对美术史“解构”和“重构”
李焕民作品与公众见面的机会并不少，2016年他去世后，“铸美高原——四川美术馆、神州版画博物馆馆藏李焕民作品展”和“刀耕藏地——李焕民的藏族题材（1953-1978）作品文献展”就先后在四川美术馆、成都画院举行。面对这样一位广为人知、经典作品在生前身后被反复展出的艺术家，怎样策展才能出新？
展览主创团队选择了“研究展”的形式。“李焕民是中国现代美术、新中国美术、四川黑白木刻乃至20世纪边疆西行的代表性个体，同时自身创作面貌具有典型性、线索具有完整性，是美术史个案研究不可多得的对象。”冯石说。
这样的研究也早有先例。2016年，冯石等人就开启了中国现代版画史个案研究，为张漾兮、李少言、徐匡等艺术家策划展览；其后，对李焕民的文献材料挖掘酝酿3年，最终以本次展览呈现给观众。“我们希望以此次展览开启对李焕民个人、进而对新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现代版画史以点概面、一叶知秋的整体解构与重构。”
为什么要“解构”和“重构”？在冯石看来，对艺术家，尤其是对成功艺术家，历史的书写和公众的认知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李焕民始终处于公众和后辈的仰望中，人们对他的认知主要局限于“主题性创作”。“史学书写，目的不在于迎合公众，而是重构认知。本次展览主创团队尝试以大量真实的史料对公众偏见进行解构，从而重塑公众对于艺术家个体以及他所代表的重要历史阶段的认知。”
当展览主创团队提出这一策展思路，希望对相关史料进行地毯式梳理、研究时，李焕民的家属也非常认同。“焕民老师是新中国第一代学院系统训练的艺术家，他的两位子女也同样经过这样的训练并一直从事非常核心的艺术创作、研究、组织工作。”冯石说，这次地毯式梳理的整个过程，不仅伴随着数千件一手资料的不断发掘，更有研究方法、史学认知的不断更新，是一次不可多得、难以复制的机遇和经验。
本次展览由于展陈空间所限，只展出了3年梳理的极少一部分。目前，主创团队正在编撰“李焕民绘画全集”，未来还将公布更多文献于学界，并通过论文、讲座、论坛、展览、出版等方式呈现李焕民及其时代背后更多的文化线索。他们相信，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机构根据逐渐公布的文献，形成崭新的认知线索。
四川美术馆供图
END
中华美网实习编辑/张潇 责编/彭彪 编审/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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