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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网·观点】杨世文:巴蜀文化的源流、特色与价值

2024-01-01 17:54:54   文章来源:三色智库

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自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巴蜀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家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色、独有的贡献。传承和发展这一珍贵的文化资源,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可以为文化自信提供积极的精神力量,也可以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01
源远流长

简单来说,巴蜀文化是巴蜀大地长期以来形成和传承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习俗的总和。从地域上来讲,巴蜀文化孕育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包含了巴文化和蜀文化,涉及的地域主要包括今天的四川和重庆两省市,在历史上北及天水、汉中,南涉滇东、黔西,东连鄂湘。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文化作用的加强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围绕巴蜀文化而衍生出“蜀文化”“巴文化”“天府文化”“巴渝文化”等不同的学术概念。应该说,这些都属于历史上巴蜀文化的涵盖范围。秦汉以降,巴文化与蜀文化深度融合,形成巴蜀文化共同体,并完全融入华夏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大家庭的有机组成部分。

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里不仅发现了距今约204万年的“巫山猿人”(直立人巫山亚种),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我国唯一的早期真人类型头骨化石——资阳人,距今约35000年。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为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史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四川古人类头骨化石“资阳人”
图据资阳市人民政府网站

“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郭沫若语)。巴蜀文化有着独特、悠久的文化始源和文化样式,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成都平原就出现了大量的史前城址,如新津宝墩古城址、都江堰芒城古城址、崇州双河古城址、郫都古城址及温江鱼凫城址等史前古城遗址。

新津宝墩遗址竹(木)骨泥墙建筑
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继之而起的三星堆遗址,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面具、金面罩、金杖、象牙、玉石器等数千件珍贵文物,其造型之奇特、工艺之高超、内涵之丰富,真可谓“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金面具——三星堆遗址出土
图据央视新闻

继三星堆之后的金沙遗址,是成都平原新崛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沙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巴蜀是我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将成都城市史向前推进到距今3300年左右。成都平原的古城址群、战国船棺墓葬等,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早期的发展历程。同时,这些古城址的发现,也有力地诠释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科学论断。

太阳神鸟金饰——金沙遗址出土
图据视觉中国

02
灿烂辉煌

从历史脉络和发展阶段来看,巴蜀文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夏商周时期形成自身的特色,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经历了第一次辉煌。秦汉以后,巴蜀文化全面融入华夏文化,为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我们把在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巴蜀文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就可以发现,有鼎盛期,也有低谷期。秦汉、唐宋和近代,是巴蜀文化发展的三个高峰;魏晋南北朝、元明及清代前期,则是三个相对来说的低谷。

我们可以看到,在巴蜀文化的三个鼎盛期,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而且涌现出大量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

巴蜀历史上的青铜冶炼技术、水利工程技术、作物种植技术、盐井钻凿技术、印刷出版技术、天文学、历法学、数学、医学等,都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造就天府之国,孕育巴蜀文化,是体现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
图据视觉中国

巴蜀还是是世界上丝绸的发源地和盛产地、世界上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最早的雕版印刷术起源地、世界上第一张纸币的发行地、世界茶文化的起源地......

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

落下闳的天文历法影响至今,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是数学史上的重要经典,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中国宋代以前本草集大成之作,杨子健的《十产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论难产的著作,领先欧洲近500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自古以来,“蜀中文章冠天下”。汉赋四大家,巴蜀有其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唐宋八大家,苏氏居其三(苏洵、苏轼、苏辙)。明代状元才子杨慎,著述为天下之冠。至于近现代,巴蜀更是文人辈出,以郭沫若、巴金为代表,举世闻名。

“自古诗人多入蜀”。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出生于四川,杜甫流寓于巴蜀。初唐四杰之中的卢照邻、王勃、骆宾王,盛唐时期的孟浩然、王维、岑参、高适、韦应物、戴叔伦等,晚唐时期的温庭筠、贾岛、李商隐、罗隐、韦庄、贯休等人,都曾经到过四川。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黄庭坚、程颐、陆游、范成大等,都在四川生活过。巴蜀文化浸染下的四川本土文人具有强烈的巴蜀情结,在文学上绽放出奇异的色彩,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而神秘的巴蜀文化也吸引了其他区域文人入蜀,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灵感,迎来了创作的高峰。

成都杜甫草堂
图据视觉中国

至于巴蜀经学、史学,源远流长,名家辈出。仅就经学中的易学而言,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指出:“《周易》之传始在蜀。”西汉大儒扬雄,认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被誉为“西道孔子”。唐代易学家李鼎祚,所著《周易集解》汇集和保存了唐以前的解《易》资料,是目前研究汉代易学所能依据的主要文献。明代易学家来知德,毕生研究《周易》,写成《易经集注》一书,独树一帜,别开生面,时称“绝学”。近代经学大师廖平,一生研治经学,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创立了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

巴蜀的史学,也是硕果累累,光彩夺目。如陈寿的《三国志》,列入“前四史”之一;常璩的《华阳国志》,开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先河。宋代史学极为发达,当时史学大家和史学名著多出自蜀中人士之手,有“史学在蜀”之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华阳范祖禹贡献最多。丹棱李焘编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井研李心传编写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两部史学巨著,也是研究宋史最重要的文献,后人评论说:“有宋一代史学之精,自司马光外,无如二李者。”(余嘉锡语)至于巴蜀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书法等方面的成就,均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

03
特色鲜明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巴蜀文化形成了鲜明地域特色。除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三大特色:

兼容并包,是巴蜀文化的第一个显著特色。巴蜀周边多为高山,地理位置较为特殊。这里北接关陇,东连楚湘,西连羌藏,南通滇黔,处于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为各种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形成巴蜀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

根据《华阳国志》记载,先秦巴蜀地区有濮、賨、苴、龚、奴、獽、夷、蜒、滇、僚、僰等族称。考古发现表明,巴蜀文化自古以来就与关陇、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都在三星堆遗址中有所投影。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注意到,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虽然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并不与世隔绝。巴蜀先民以刚毅坚韧的精神,开辟了一条条穿越盆地周围山区险阻的通道——蜀道,与外界进行了广泛而频繁的交流。巴蜀地区密布的水道,也为巴蜀文化与其他周边地区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移民,不断为巴蜀文化补充新鲜血液,这在巴蜀人口、语言、艺术、风俗、习惯上有生动的反映。

明月峡古栈道
图据视觉中国

巴蜀文化从不固步自封,常常积极、主动地拥抱外来文化,“文翁化蜀”、“诸葛亮治蜀”,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巴蜀文化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族群、多宗教共存的地区。各种原始信仰、佛教、道教等宗教和谐共存,互相包容,不仅深刻影响了巴蜀文化的精神内涵,还对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川菜、川酒、川戏,无不体现出兼容并包的巴蜀文化特色。

文翁石室
图据成都石室中学

求实创新,是巴蜀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色。巴蜀先民不仅主动吸收区域外的优秀文化,将其融入自身的血液之中,还积极“走出去”,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以被列入四川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人张栻为例。张栻出生于四川绵竹,他的父亲是南宋初期抗金名相,对于稳定南宋江山作出过重大贡献,有“补天浴日”、“再造乾坤”之功,被誉为“国之柱石”。

张栻

张栻早年随父往来大江南北以及福建、广东各地,后来长期居于湖南长沙,主教于岳麓书院,随他学习的有一千多人,形成影响广泛的南轩学派。张栻治学注重创新,强调实践,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大儒朱熹甚至不远千里前来请教,张、朱二人会讲于长沙,各地的学人闻风而至,听者甚众,盛况空前,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的新风,史称“张朱会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栻融合蜀学、洛学而创新的湖湘理学,影响深远。张栻在岳麓书院倡导的躬行实践、脚踏实地、经世济民、知行合一的学风,也体现了巴蜀文化的特色。后来张栻之学又回传四川,沾溉蜀学,促进了四川理学的发展。

乐观进取,是巴蜀文化的第三个显著特色。相对于其他地区,巴蜀不容易遭受外敌入侵,总体上来讲比较安定。历史上,当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时,巴蜀大地却因为群山形成的天然屏障而保持着和平与宁静。自古以来,“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提供了比较良好的生存资料,从而可以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巴蜀文化依然保留着浓郁的地域特色。

在历史上,巴蜀民风“俗好娱乐”,成都尤其表现得突出。根据元朝人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由于“地大物繁”,因此“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巴蜀人安于享乐,不思进取。事实上,巴蜀人既有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更有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巴蜀先民素来有“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数千年来,开拓创新的步伐从未停止。“蜀中自古多才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巴蜀大地孕育了一大批享誉中外、富于创新的文化巨匠,不仅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在文学、哲学、宗教、天文、医学等历史文化长廊中书写了独特的“巴蜀文化符号”,甚至在许多领域都独领风骚。

04
价值意义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

巴蜀既是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巴蜀是中华文明发生、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上古时期的巴蜀文化的源头,整理巴蜀古史文献,科学诠释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其他区域外文化的关系,客观评估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于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意义,可以大大丰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论断的理论内涵。

巴蜀地区民族众多,考古发现极其丰富,传世文献汗牛充栋。综合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文献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清理巴蜀文化遗产,整理巴蜀文化资料,建立综合的文献资料共享中心,实施文献资料数字化工程,可以为深入开展巴蜀文化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加强对巴蜀文化分期断代研究,以及秦汉以后巴蜀文化的流衍及其时代特点研究,弄清其从古迄今的源流嬗变,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巴蜀文化历史悠久、别具特色,以其神妙神秘、瑰丽多姿著称于世。巴蜀文化浸润下的巴蜀人热情豪迈,宽厚大度,刚柔相济,兼容并包,勇于创新,乐观务实的精神气质,今天仍然具有宝贵的价值。深入研究巴蜀文化的精神价值,加以继承和弘扬,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专家介绍

杨世文,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教育部学位中心特聘专家,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副会长。出版《走出汉学》《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史》《张栻集》《廖平全集》《蜀中广记》等著作10余部。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献、巴蜀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END


中华美网编辑/匡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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