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画派”是新中国成立后与新金陵画派、岭南画派并肩的三大绘画流派之一。“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长安画派’以其明确的艺术主张，扎实的实践基础，丰富的笔墨语言，丰厚的探索成果，创造了以地域性特色来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与民族气派传统特色有机融合，向创造新中国画的新境界、新形式这个目标前进的范例。”

石鲁《华岳秀美》

1982年，在石鲁病危之际，有友人问石鲁先生“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是什么？石鲁回答说：“探索，不断探索！”笔者以为“不断探索”确实从客观上体现了“长安画派”画家对绘画艺术的执着追求与改造中国画的坚定决心，这一精神感召贯穿了“长安画派”发展历程的始终。

石鲁《山水》

如果从具体的艺术精神体现方式来看，“长安画派”画家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和中国画的变革精神，提出的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为代表的艺术方法论、以“思想是笔墨之灵魂”“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为代表的笔墨观、以“以神造型，画贵全神”为代表的形神观，都是他们“不断探索”中国画艺术的具体精神体现。

石鲁《黄河岸边》

“长安画派”所形成的“不断探索”的艺术精神在其每个画家身上都有鲜明的反映。赵望云早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普罗文艺”思想的影响下，践行“到民众中去”的艺术理念。他认为画家应该从传统艺术的“象牙塔”走向时代生活的“十字街头”，于是他在社会动荡、战乱纷飞的年代完成了“农村写生”“西北写生”的壮举。

石鲁从一位封建家庭的富家少爷走向“革命圣地”延安，成为一名理想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他把“美术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当做自己的艺术宗旨，立志要做“革命的艺术家”。早期，他为中国艺术界来了一声巨响，将西北这片热土重新推向了中国艺术的中心舞台。

文革结束后，当再一次迎来了艺术创作春天的时候，石鲁又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进行了批判式的反思。晚年又借鉴了汉代碑拓的线条特征，以苍劲奔放的大写意达到了当代中国画艺术创作的新高度。

“长安画派”“不断探索”的艺术精神于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当代从事中国画创作的画家数量与日俱增，但对笔墨精神探索与转化的能力却极为有限，缺乏自觉的探索意识和对艺术的殉道精神。

当下画家习惯于中国画传统笔墨程式的复制，没有做“马前卒”的勇气，远离生活，远离时代，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艺术市场对绘画题材的引导与选择，往往让画家们选择了趋利。

无论是当初赵望云的“为人生而艺术”“艺术为了大众”，还是石鲁的“美术只有反映现实才有生气，才有发展”，他们有自己所处时代背景下明确的艺术创作定位和目标。然而当下的艺术家更多信仰“艺术为金钱服务”，缺少对艺术创作和艺术事业的虔诚与敬畏，这似乎是当代中国艺术精神没落的根源所在。

三、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长安画派”的早期孕育阶段正处在中国社会思想大变革时期，也是“美术革命”的关键时期，此时关于中国画的继承和改造讨论正激烈交锋。赵望云选择了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写生道路，石鲁在延安选择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革命美术”道路。他们都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完成改造社会的人生理想，并将个人理想与时代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们渐渐意识到深入传统、继承传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何海霞《九寨沟》

石鲁在中央美院演讲时说：“一个民族不能忘掉她的文化，忘掉她的文化就等于丧失她的民族精神。”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这个“传统”所伸向的并不是某一朝某一家的某一式，而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和创作的普遍规律，也就是创作要符合艺术形式美的基本法则。

在这个基本法则的前提下“反映当代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的需要，吸收前人一切有生命力的艺术技法，同时创造前人所没有而又是表现我新鲜感受和意境非有不可的新技法、新程式。”

两个“伸向”的回答，实际上为后世画家继承“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路径选择指明了方向。即继承“长安画派”艺术精神实践方法的当代价值并非在于完全意义上的承袭，而是在两个层面上去汲取与传承。

一是“长安画派”由于受时代发展的局限与制约，最终处在一个“在路上”的状态而谢幕，后世者可以选择其未走完的艺术道路继续前行；二是在“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感召下，后世者应积极开辟新的艺术探索道路，不断完善中国画艺术继承与创新的路径。

中国自宋代“文人画”兴起后，对绘画的品评标准发展为“尚意”“似与不似”“不似似之”，祝允明亦有言“绘事不难于写形，而难于得意”，这是中国绘画高度注重写意精神和文化自觉的体现。

“长安画派”画家将中国画的根脉植于笔墨之中，多角度探索西北地域题材中国画创作的笔墨范式，他们的目的在于用笔墨的形式语言阐发西北风物的精神风貌。提出了“思想是笔墨之灵魂”“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的笔墨观念。

“长安画派”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了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上，在审视自身艺术演进历程的基础上讲求“写”“骨法用笔”“诗书画印的融合”，呈现出一种“元真气象”。“长安画派”尽管以擅长表现西北地域雄浑、厚重的人文风情，并将这一特征转化为审美意义上的崇高，实则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笔墨语言的探索与丰富，为“长安画派”发展成为一个超地缘性的绘画流派提供了可能。

徐庶之《归牧》

从“长安画派”1961年的“习作展”产生巨大影响后，中国美术界针对“中国画的继承与革新问题”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这期间很多论者提出了“窑洞画派”“西北画派”“关中画派”“黄土高原画派”等称谓，后来“长安画派”的叫法逐渐被人们所接受。“长安画派”的名号真正响彻画坛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实际上是由“长安画派”的艺术传人以及史论研究者逐渐叫响的。

徐庶之《蹇驴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