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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地景的再生
文/章明
美国柏克莱学派（The Berkeley School）的创始人、地理学家卡尔·奥特温·苏尔（Carl Ortwin Sauer）于1925年首次提出了“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概念，把以往的景观研究引向内涵更为多元的“文化景观”概念。在他看来，景观是任何特定时间内形成一地基本特征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起，传统的景观概念被镀上了一层厚重的人文色彩，“文化景观”逐渐成为重要的学术概念，而其本质则在于被赋予了一种双重视野：自然的格局和文化的格局。此后，对于文化景观的学术研究持续不断，经历了早期对于文化景观形成及变迁的关注，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关文化景观感知方式及其解释、文化景观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的组成、划分文化景观的类型等研究。同一时期，由于石油危机及环境灾害频发，开始出现将前一时期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指导的文化景观保护与规划实践，致力于使人文与自然以生态的方式相融合。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化景观已成为一种显学。
从文化景观学术语境中衍生的城市文化地景概念则建立在对中国当下建成现实的反思基础上，通过历史文化保护、地域特征保留、特色空间营造、日常生活优化、生态环境治理等手段挽救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精神遗产和自然资源的流失，并将城市空间视作生态连续、多元复合、场所绵延的完整景观体系，使之成为与人类社会共同演进的、具有很高自然和人文价值的、可表达及可阅读的“文化意象”。
城市文化地景将城市建成环境看作一个系统的复合体，涵盖了城市公共空间、历史环境、街道社区、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延续了文化景观中以生态系统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前者源自德国地理学家特罗尔（Troll）建立在生态系统观察和地景设计经营基础之上有关基础结构对地景建设的作用，强调作为城市基础网格存在的街道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提升；后者则是苏尔及其门徒所奠定的文化景观基础，描述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场所从甄别、规划、营造、使用、颂扬到废弃的过程，确认了城市公共空间和历史遗迹重新作为城市中心的地位。从操作路径来看，城市文化地景再生跨越了传统意义上城乡规划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甚至市政、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活动策划等相关内容。它延续了文化景观关注视觉美学和身体感知的学脉，以建立视觉与心理双向的艺术性与体验性为主要目标。除了具象物，它还包含一种可以被感觉却不易被表达出来的抽象的“场所精神”。它的营造与传统文脉、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因素相连，提供着场所意识的渊源线索。
在由粗放的增量建设转为精细化管理下的存量更新过程中，城市文化地景再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域，促进了跨学科的合作，塑造了一种动态延伸、复合生动的城市新场景。综合文化景观的感知、组成、保护和规划，促进了在当代设计实践中对自然与人工、过去与现在、本土与跨文化等一系列二元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借用萨尔特（C.L.Salter）和劳埃德（W.J.Lloyd）所言，城市文化地景是对城市“含义和秩序的追寻”，“一种完全而清晰地了解城市的愿望”。而对于设计师而言，则是竭力追求“在景观描述中能够超越较为表面的形式和功能，进而达到对周围世界人文含义的更深理解”。
来源：CA当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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