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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网•观点】刘成纪解读“城市美学”:城市如何成为家园?

2021-06-28 14:29:11   文章来源:京师文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成纪在文中阐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城市如何成为家园。为何在一些大城市,每逢佳节就会变成一座空城?你将在本文中找到答案。此外,本文还对城市设计、规划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本文选自由沈湘平、常书红主编的《城市与美好生活》,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对象像城市这样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没有任何一个对象像城市这样汇聚了人艺术创造的巧思,并主宰着人的审美经验和价值判断。

从这个角度看,将城市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不但在理论上是正当的,而且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但同时,在现代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对象像城市这样激起人巨大的心理矛盾:对城市的心理迷恋与情感疏离,满怀梦想与沮丧焦虑,物质丰裕与精神饥渴,工作的快捷高效与忙碌中的顾此失彼,构成了永远无法克服的对立。

正是因此,人们的城市体验并不是纯审美的,而是爱恨交加、美丑杂陈的。甚至对城市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更能获得公众的心理认同。

在理论层面也是如此。西方社会自古希腊始,它的文化和文明即是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所谓“公民”(Citizen)即专指城市居民。

历代思想者关于未来社会的审美想象,也大多以城市为范本。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至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其格局基本被城市性的空间形态限定。



但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始,现代思想者却更多关注城市生活的负面价值,即对个体自由的干预。尤其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更成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文化工业、反城市的理论武器。

与此比较,在东方,尤其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背景下,城市生活的世俗性和对人性的压抑也被充分强化。

其中,士人阶层历来对城市生活抱有天然的敌意。“田园将芜胡不归”,其审美理想总是指向田园化的乡居生活。

从这种情况不难看出,在西方现代和中国古典时代,城市的审美价值向来被定位为负价值。

西方因城市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对立而反城市,中国则因城市的欲望特征背离人的自然本性而反城市。




正是因此,城市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在中西方美学的理论遗产中,均找不到主流性的论述。如果说有城市美学,也只能说是以城市批判为背景的“反美学”。

1986年,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恩特(Arnold Berleant)发表了《培植一种城市美学》一文,自此,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在美学领域获得了学科自觉。

尤为重要的是,他与此前的本雅明、芒福德一致,对城市价值的定位趋于正向,即以肯定的方式将城市作为关注对象。这种建设性的城市观,是城市美学诞生的必要条件。

但令人遗憾的是,检视1986年以来东西方城市美学的研究状况,总体而言,可谓效绩不彰。这是因为:

首先,就人文科学对城市的观照方式看,美学具有天然的局限。它既缺乏城市文化研究的宏阔和综合,也缺乏城市设计实践的具体和可操作性。也就是说,这一学科悬浮于宏观的城市文化研究与具体的城市设计实践的中间地带,至今没有以自身为中心形成学术资源的有效聚拢。

其次,阿诺德·伯林恩特是一位环境美学家,这决定了他对城市的考察,更多关注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而非城市自身的美学构成。这种研究是外围的,边缘性的。而中国当代城市美学的研究者,又大多是沿着阿诺德·伯林恩特的道路,从环境美学向城市美学顺延,这就决定了阿诺德·伯林恩特的问题,同样成了中国当代城市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再次,按照传统的定位,美学是感性学,城市美学的研究对象则必然是表现为感性形式的城市景观。但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景观固然重要,但其“可居”的重要性永远要大于“可观”的重要性。如果城市之美的构成仅被限定为视觉形式,那么这种美学就必然是表象性的、肤浅的。据此来看,环境问题、景观问题,均不是城市美学的核心问题,而是次生性的边缘问题。

那么,一种建设性的城市美学,它所要解决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什么?

首先是城市与人性的关系

城市,就其现实而言,表现为以高楼大厦表征的物化形态,但其本质却是精神性的,是奠基于人性的。

对于城市而言,这种人性就是人的群体性或群居本性。人类从早期家庭、家族式的聚集,到宗族、国家,这诸种社会组织的出现,均可视为人的群居本性的制度形式;而村落、集镇、城市,则是这种本性的物态形式。

据此来看,所谓城市,虽然它钢筋水泥化的物质形式是机械的、僵硬的,但其存在的依据却是活性的、柔软的,有人类最本己的情感在其中渗透弥漫。

这中间,如果说传统家庭、村落、集市只是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满足人的群体性需求,现代城市则显然是将这种需求进行了放大,并展示为让人叹为观止的物质奇观。

只有看到城市的诞生与这种人性欲求的无法分割的关联性,才能确立城市美学的存在根据,并因此将其定位为对城市的审美肯定。

当然,就人性的特质而言,它不仅有群体性,而且有个体性。城市对人群体欲求的超限度满足,必然又会对人的个体自由构成威胁。这正是西方禀持个体主义立场的现代学者,总是将现代城市作为“反美学”案例进行抨击的心理动因。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些城市化进程的激烈反对者,却无一不居住于城市,而且也是靠现代城市的文化生产机制使自己反城市的思想得到传播。

这种自相背反的状况,可能并不足以证明其美学立场的虚伪,但却足以说明这类理论的极端和偏至。据此,全方位地兼顾人性的需要,也就成了城市发展的未来目标。

其次是城市与人的幸福的关系

如上所言,城市是人的群体性欲求的物化形式,人欲的正当性即是城市存在的正当性,人从中获得的满足则是城市可给予人的基本审美满足。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欲求的多元性,总需要系统化的物质配置给予支持。比如,衣食住行的需要,使商场、餐馆、住宅、交通工具的出现成为必然;人际交往的需要,使街道、广场以及咖啡馆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休闲的需要则衍生出公园等日益繁多的公共娱乐设施。

可以认为,人欲所在,便是城市物态化的配置所在。当这种配置无微不至地触及到人的每一种需要,并给予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全方位满足,城市的美的特性也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

在现代社会,城市作为人工制品的汇聚之地,它的每一项生产都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并包含了人类最卓越的巧思和创造能力,所以这些人工制品,从巨型的摩天大楼到置于桌边的一把汤匙,无一不是为人的幸福而产生的器具配置,也无一不是人的创造力的伟大证明。正是在此意义上,人工劳动实践的成果,应该得到比自然创化更高的肯定。

第三是对人工美的评价

城市在营造过程中体现的合目的性和对人力的肯定,使人工之美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最富有表现力的形式。

从城市的历史看,早期的城市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以商业贸易为目的形成的人口聚集,其形态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可称为自然城市;

二是以宗教神权或世俗王权为中心形成的城市布局,它往往以严整的秩序象征权力的至高无上,可称为专制城市。

在现代社会,城市人口日益膨胀,这使城市管理及规划变得日益重要。同时,现代民主观念的普及,使市民成为城市的权力主体,也成为城市规划最核心的满足对象。

这中间,如果说精神自由和生活幸福是市民关于城市的基本欲求,那么,作为自由之象征形式的美,也就必然成为现代城市设计所要达至的目标。

也就是说,从自然城市到专制城市,再到美的城市,是城市的发展趋向。

这中间,美的自由本质使其成为现代城市的精神本质,美的形式则是自由的感性显现。正是在此背景下,人工美虽然属于物化的形式,但它的美,本质上却依然是自由精神的体现。

第四是城市与艺术的关系

现代城市与自由精神的关联,极易使人想到艺术。

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艺术一直被视为自由的最高形式;所谓自由精神,甚至可直接等同于艺术精神。从这点看,城市营造的目的与艺术是一致的。

但是在现实中,城市与艺术又明显是两码事,即:前者是现实中物理性的实物,后者是画布上呈现的幻象。

自19世纪中期以后,工业革命浪潮极大地提高了人改造现实的能力,人不仅可以通过艺术创造自由而虚幻的精神世界,而且可以通过劳动实践再造现实,并使其成为自由精神的表象形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命题,正是要将美的原则从精神性的艺术,进一步贯彻到整个自然界。

在此,人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作品”也就具有了两种形式:一是精神性的作品,即艺术,二是物质性的作品,即作为泛艺术存在的工业品。

这种现象在现代城市中的重要反映,就是城市不但逐渐摆脱原初的自然性,成为人工美,而且更进一步成为艺术品。艺术因此也不再是纯粹的精神产品,而成了日常生活中触目皆见的物态现实。

美国学者刘易斯讲,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中国,传统城市不仅是美与文化的容器,而且城市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和艺术观念的物态形式。

第五是艺术和美学的重新定义。

城市成为艺术品,预示着两种后果,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设计、规划活动,本质上已成了艺术活动。

现代城市的小区、公共空间、道路、桥梁,无一不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性;城市的整体规划,则要顾及到诸多功能的有机统一以及景观呈现,使其整体上体现出艺术化的自由精神和形式之美。

正是因此,传统上被制造幻象的人独占的“艺术家”这一称谓,就必须为城市规划、设计师留出位置;传统上只以画布或书籍形式呈现的艺术作品,也必然要增添上城市这件具有更大空间广度和物理力度的“作品”。

二是当城市成为艺术品,就意味着传统上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其研究的对象要从幻象性的艺术,向实物性的城市拓展。

所谓艺术的“文本分析”,则必然转换为对城市内部蕴含的美学精神及形式结构的分析。城市美学也正是在这种艺术从幻象向实物的位移中,获得了理论的合法性。

最后是城市如何成为家园

这一点,对具有漫长市民社会传统的西方而言,也许不是问题,但对近40年才真正开始城市化进程的中国来讲,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史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但它依然缺乏城市文明的传统。它的本质是乡土性的,农耕文明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也决定着人的价值选择。

像中国艺术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山水花鸟画,文学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思乡诗、山水田园诗,无一不是把生存的理想指向自然化的乡居生活。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却大多超不过三代。作为城市的新加入者,他们情感上对乡村的忠诚与思想上对城市的迷恋,构成了永恒的心理分裂和矛盾。

正是因此,每逢春节或其他重要节日,国内一些超大城市,基本都会人去楼空,变成一座空城。这种现象,是中国城市对其居民缺乏情感召唤和凝聚能力的典型写照。

对此,一种建设性的城市美学,必然立足于对其居民进行家园意识的培育。这种意识的养成,既要靠长期的城市生活弱化甚至割断其与乡村的亲缘关系,更要靠城市为人提供情感的归属和精神的寄寓。

就城市形象总能对人的情感形成诱导的特性看,这种归属感的产生,需要城市显现出深邃而富有诗意的历史感,需要老街区、古建筑来映显这种历史,并进而增加城市生活的精神深度。

但对于中国这个正在飞速城市化的国家而言,这种历史元素往往是最缺乏的,也是建筑开发商和拆迁办最乐意铲除的对象。

一座城市,任何一种历史元素的消失,都会导致人的情感归属或家园感的弱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城市中种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显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重要性。


来源:京师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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